比如美国是白头鹰，英国是约翰牛，法国是高卢鸡，俄罗斯是北极熊，德国的黑鹰……

  1973年，新中国发了建国后的第一笔横财，从华尔街“抢”来30多亿美元。

  因为早在1965年左右，李强就利用中联部收集的资料，根据黄金互助基金在伦敦交易所交易频率、美国国会对财政部的九次质询，早早地判断出布雷顿森林体系要瓦解。

  根据网易财经的报告，从1965年开始，中国黄金储备从不到500万盎司增加到1975年的1280万盎司，李强保守估计为中国增加了将近190吨的黄金储备。

  仅1972~73这一年，就靠倒买倒卖黄金期货狠赚了30多亿美元，这笔钱放在今天差不多是260多亿美元，比1972年的出口额还多出4亿美元，而当时一年的进出口总额也就7、80亿美元。

  在黄金的历史低位吃进，李强完成了史诗般的1973年黄金大抄底，几乎奠定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黄金压舱底的基础。

  做过特情，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找元件做电台，不到26岁就成了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

  在苏联工作期间，仅用6年时间从业余选手成长为无线电专家，名字还被收入苏联百科词典；

  抗战爆发后，他在延安通过自学，跟同志们一起造出了“无名氏马步枪”，让八路军战士手中有了自己生产的枪；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点名要他转行来做外贸，他也不负众望，为新中国拉来156个“苏联援华项目”。

  70年代，六十多岁的他引进了可口可乐等食品生产线，也是促成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员。

  建国初期，李强还靠自己的专业为祖国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1955年，他因在无线电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成为首批中科院院士并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院长，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培养了500多名科技干部。

  而这500多名学子里，有39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副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这中间还包括后来的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

  后人曾如此评价他：“既是革命家又是科学家和经济专家，在科研、军工生产、广播和外贸领域，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于是，中国把便宜买来的大豆以当前价格回售给了巴西，并低价采购了同样数量的美国大豆！

  通过这次高价回售巴西大豆、低价采购美国大豆的操作，中国每船大豆的套利空间高达25万美元左右！

  1973年4月，中国需要进口47万吨原糖，当时国际市场货源紧张，一旦中国要买糖，必然会刺激糖价大幅上涨。

  当时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陈云想了个办法，通过五丰行和香港商人合作，先在伦敦和纽约交易所购买期货砂糖26万吨，价格是每吨82英镑，然后再从巴西、澳大利亚买入现货白糖41万吨，平均每吨89英镑。

  这时候市场就传开了，说中国要大量购入白砂糖，于是砂糖市场立即大涨，涨到每吨105英镑。这时候陈云一声令下，把最早购买的那批期货白糖高价抛出。

  这次成功交易也是中国的第一笔期货交易，不仅完成了砂糖收购任务，还足足赚了240万英镑。

  挥动经济杠杆砸向资本主义头颅，这不是陈云第一次凭借经济手段打赢资本国家。

  1944年3月，陈云临危受命，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负责陕甘宁和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这地儿本来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作，加上地方军阀、多年的围剿，穷得叮当响。

  甘肃东部、陕西关中都依赖边区食盐，因此食盐成了边区的一大富源，也是边区反封锁的重要物资。

  陈云接手财经工作之后，为了摸清国统区的物价和物资储备情况，在边界地区派了情报人员，每天在西南公路上数走过多少牲口，运多少盐，另外收买盐务局仓库工作人员提供情报。

  为了达到封锁目的，甚至不惜从青海运盐，但由于路途遥远、运力紧张、成本又高，供货量一直不太稳定。

  当国统区食盐存量不足的时候，陈云就把边区的盐价抬起来；听到国统区补足库存了，再把盐价降下来。

  陈云利用经济杠杆，应对困难局面的策略十分有效，不到两年时间就解决了边区对国统区的贸易问题，让边区物资出入达到基本平衡，物价相对稳定。

  没人想到，陈云忙活了大半生工人运动，跨行转做经济居然很快见了效，大家都很钦佩。

  仅仅用了四年，陈云就从边区的“红色掌柜”，变成了掌管整个新中国财经大权的“大掌柜”。

  而这个“大掌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要面对的是多年统治留下的满目凋敝的破败局面。

  举个例子，如果说1937年的时候，一百块法币能买两头牛，到1945年这一百块就只能买两个鸡蛋，到1947年的时候只能买一个煤球，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时候，它连千分之三的一粒米都买不到。

  当时，有一批不法投机商趁新政权尚未巩固，兴风作浪，囤积物资，哄抬物价，致使物价大涨，甚至波及全国。

  当时有财大气粗的资本家扬言：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打0分。

  在旧资本势力的挑衅面前，新生的人民政权当然积极应战，陈云站在了战斗第一线。

  为了平衡物价、稳定我们正常的生活、为恢复工业生产提供保障，陈云跟资本家们展开了“两白一黑战役”。

  当时上海的投机商把市场上的粮食、纱布统统买下囤起来，然后不断涨价，粮食和纱布又带着其他东西一起涨价，为了通过米、棉、煤来挤压政府，有些投机商不惜高息借钱来买市场上的货，没有现货时，他们连期货都买。

  陈云急电东北财委，紧急调一批粮食充实各地库存，还派中财委一个副秘书长坐镇东北，保障每天发一车粮食到北京。在北京，陈云指挥有关部门在天坛打席囤存粮食，每天都增加囤席存粮的数量。

  然后从无锡、苏州、武汉、天津等地运了大批纱到上海，全国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旦纱布价格被投机商哄抬到一定高度，上海与国内其他主要大城市一起，便大量抛售纱布。

  刚开始，投机商还会照旧买进市场上的纱布，但眼看纱布越抛越多，实在买不起了。这时候陈云再把价格压低，迫使投机商赶快出货。

  过去一捆纱能卖二十多万人民币，现在一下子降半，投机商开始叫苦连天，有人甚至破产之后跳江自杀。

  解放战争决定性的胜利就是淮海战役，而认为，经济上的胜利除了银元之战，就是这场“两白一黑”。这场对资本家的经济战，让新生人民政权在经济上变被动为主动。

  谁能想到，在经济上作出巨大贡献的陈云根本没上过几天学，接受过的唯一正规商业教育，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学会了珠算和记账。

  陈云对自己的评价是：自己原来像是在大楼前边摆地摊的，现在让我进大楼里当大公司的老板，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要靠大家努力了。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陈云从不逃避困难，也从未停止学习。就像他1972年购糖大捷的汇报那样：“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坐上几个小时的高铁，就能跨越千里抵达目的地，是现在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假如没这么快的高铁、这么密集的铁路网络，恐怕国人很难想象每年的春运、国庆和其他小长假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中国高铁，是中国制造的名片之一，身处世界领头羊，曾经也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之间各种挣扎。

  2002年6月，中国有了第一条时速超过200公里的客运专线铁路：秦沈客运专线。

  于是，各地铁路局和列车制造公司都铆足劲儿研究，在参透了国际发展成熟的动车技术之后，集国产列车之大成的“中华之星”号动车组诞生了。

  “中华之星”在试验阶段就跑出了时速321公里的成绩，但由于故障频出，铁道部只允许它以160公里的时速在秦沈客专上运行。

  虽然这段自主研发不算成功，但好歹累积了不少中国动车研发技术，为之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夯实了底子。

  2004年1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审议通过，当时中国规划建设“四纵四横”客运专线，客车速度目标值达到每小时200公里以上，总里程达1.2万里以上。

  这是一个价值上百亿的大单，也是具有无限潜力的巨大市场，对于任何一个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来说，这都是无可比拟的诱惑。

  这让当时作为全球高铁技术最先进的四大企业：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和加拿大庞巴迪，纷纷摩拳擦掌。

  “用市场换技术”是当时中国的无奈之举，既要防止外国企业垄断国内市场，又要防止国内企业互相捅刀，于是，铁道部提出了4个要求：

  其一，外国企业投标，必须和中国企业合资。这就决定了上边这四大外国巨头不能直接投标。

  其二，投标的中国企业，必须同时具备国际领先的技术，以及自主制造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企业一定想办法掌握国际先进的技术，而外企想来吃蛋糕，也必须得放点儿血。

  其四，投标的外企只能和四方机车（南车集团）和长春客车（北车集团）谈。严禁其他国内企业与外商的接触，就防止了自己人抬价。

  四大巨头谁都想在这次投标中狠狠地分一杯羹，要么在价格上狮子大开口，要么在技术输出上不肯让步。

  企业经营不善的川崎重工，因为不想转让新干线技术，跟三菱商事、三菱电机等其他5个企业组成“日本企业联合体”，组团来跟中方谈判。

  最终的结果是，这次招标的7个包里，每包20列车。南车&日本企业联合体中标3包60列；北车&阿尔斯通中标3包60列；南车&庞巴迪中标1包20列。

  原因是西门子仗着自己是老牌科技公司、技术最先进，要出了天价，原型车要3.5亿人民币/列，技术转让费3.9亿欧，高出了铁道部理想预算两倍。

  通过这事儿，西门子总算学会了做人，在铁道部第二轮招标（时速300公里以上列车）时，与唐山客车达成了理想协议。

  这次西门子技术转让的内容非常完整，约等于德国工程师手把手教我们如何设计高铁。

  得益于这两次成功的技术招标，外国的技术培养和训练、合作生产帮助国内企业完成了技术巩固和优化，让中国铁路研究人员了解和掌握了世界顶尖的关键技术和工艺流程。

  也正是因为这两次的技术引进，中国站在德国、日本这些科技巨人的肩膀上，生产出了世界闻名的“和谐号”动车组。

  虽然这些国外铁路机车制造企业出口给中国的机车和技术并不是当时最先进的，但勤奋好学的中国还是创造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动车组——“复兴号”，并且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多亏中国走了这4步硬棋，要是没这个伟大的阳谋，恐怕每年春运，老蒋还得苦练扒车技术。

  国人的饭碗端得越来越稳，稳到“节约粮食”的常识都得官媒三令五申。要知道，在十二年前，西方国家还在试图让我们吃不起粮。

  2008年全球粮食歉收， ABCD四大粮商囤积居奇，准备狠敲中国一笔。敢敲中国，是因为在更早的大豆绞杀战里，中国吃了败仗。

  2001~2004年，美国大豆从每蒲式耳145美元，被炒到了1064美元，中国大豆不能自给自足，只能跟着上涨，并且豆农还大量扩种，国内压榨行业也加大了投入。

  但是到了2004年4月，国外大豆纵暴跌，不到7个月又从1064美元跌倒了不足500，国内大豆也一样暴跌，很多豆农血本无归，不少压榨企业由于巨额亏损倒闭。

  2008年，四大粮商和一些国内的投机分子再次出动要做空中国，这一次的战场在主粮上。

  国外资本用的手段还是四五十年代的那套：不断地从市场上采购粮食、囤积粮食，造成市场粮食短缺假象，导致大米价格持续上涨200%，小麦上涨171%，玉米上涨221%。

  但同期国内没有涨幅上的巨变，涨幅最高没超过30%。在国际市场一片惊涛骇浪的时候，中国就静静地看着他们“浪”。

  因为中国有国家战略储备，只要炒家们拼命吃进，政府就能不断释放储备粮来平抑市场，炒家是抛多少吃多少，然后抬价；中国政府就接着抛储，把粮价死死按住。

  当然，中国一开始是比较谨慎的，小心翼翼地抛，开始是一个月抛一次，到后来15天一次，10天、5天，到后来隔一天抛一次。

  如此密集的抛储让一直傻吃傻吃的炒家越来越懵逼，他们惊觉自己草率了：资金吃紧了，也吃不动了，却没人说得清中国到底储备了多少粮食。

  就在粮食炒家们五脸懵逼的时候，国务院通过一些渠道放出了消息：中国战略粮食储备是1年以上。

  ABCD当场心态就崩了，国际粮价直接暴跌，投机者们纷纷平仓止损。甚至有资深炒家因大量粮商的资金无法回笼而破产。

  而炒家们的这一通折腾在中国看来，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正好腾出仓库存放新粮。

  特殊的国情、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让我们和主流的资本主义制度碰撞时，总会在合作中存在不匹配，在对抗中被误解得更深。

  但每一次他们唱衰中国时，中国总能用自己的智慧击败一切攻击，用行动告诉世界，社会主义铁拳专治不服。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不该只是句段子和空线多天里，依然要——